合肥市卫生局 李康岚
中共中央、国务院2002年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中发[2002]13号，以下简称《决定》），《决定》确定了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农村卫生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并强调加大农村卫生投入，要求政府卫生投入要重点向农村倾斜。在贯彻《决定》中，国家财政部、发改委、卫生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农村卫生补助政策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明确要求到2010年，各级政府增加的卫生投入主要用于发展农村卫生事业，这充分显示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发展农村卫生事业的信心和决心，从经济学看，加大对农村卫生投入也是提高我国整体卫生水平的明智选择。
一、投资农村卫生能用较低成本实现效益最大化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益时，生产者可获得最大利润。这一原理告诉我们:当边际成本低于边际效益时，生产者会因资源投入不足而未能获得最大利润；当边际成本高于边效益时，则意味着投入越多，平均收益越低，即每一资源所能带来的收益就越低。在卫生和其他任何行业，利用这一原理发展经济或增加本行业的利润，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卫生资源极其有限，我们更应尊重这一原理，让有限的卫生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益。
众所周知，我国80%的卫生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医院，我国最先进的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我国部分地区高档医疗设备的拥有量己逼近发达国家甚至超过发达国家。与此同时，城市卫生资源利用不足，效率低下，造成闲置浪费的情况又很明显。《中国卫生年鉴2000》的资料显示，我国县及县以上医院的病床使用率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己从1990年的80.9%下降到1999年的59.8%。这就告诉我们，我国城市卫生服务的边际成本已高于边际收益，即每增加一单位的服务成本，却未必能增加同一单位的卫生服务收益，继续增加城市卫生资源，只能使同一卫生资源所带来的卫生收益呈下降的趋势。
另一方面，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卫生资源的拥有量相对不足且质量不容乐观，医院建筑陈旧，医疗设备简陋，医技人员业务水平不高。我国农村的卫生资源还不足以应付重大传染病防治和常见多发病的医疗和康复。这种情况表明，农村卫生服务的边际成本还远远低于边际收益，卫生服务的资源不足已经制约了的卫生服务收益的提高，也直接阻碍着我国卫生投资效益趋向最大化。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在我国卫生投资短期内难以大幅度提高的前提下，将投资重点放在农村卫生服务，能使边际成本逐渐趋于边际效益而使投资效益趋向最大化，即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利用有限的投资增加，追求最大限度的投资效益提高，以提升社会整体的卫生服务水平，这正是中央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所追求的目标。更重要的是，这种经济效益的提高并不需要付出社会效益的代价，利用有限的投资，解决我国农村的疾病预防和基本医疗问题，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因此，“各级政府增加的卫生投入主要用于发展农村卫生事业”的决定是十分明智的。
二、投资农村卫生有利于提高卫生服务的效用
卫生服务的效用，是指卫生服务的享用者消费卫生服务产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用经济学观点看待卫生服务的效用，则是指每增加一单位卫生服务量时，卫生服务享受者对这种满足感的增加量。不难看到，人们对卫生服务的这种满足感，会因人而异，但卫生服务效用递减的规律是不变的。这就是说，任何一个卫生服务消费者，在卫生服务的欲望得到了部分满足后，欲望的强度就会逐步降低。比如，中央政府正在推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央财政给中西部地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每人每年10元的资助（丛今年起增加到20元），“实行农民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合肥市参合农民达196.58万人，占农业人口的84.9%，筹集资金总额达8846.37万元，已有11.25万人次从中受益，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亲和力大大改善。但这10-20元的补助，对于城市享受医保的人群而言，就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少满足感。充其量也就是锦上添花，这十元钱的效用低到几乎可以忽略。而对于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农民群众来说，每人每年得到政府10-20元钱的资助，所发挥的效用就十分巨大。由此可见，同是10元钱，因投资地点、资助人口的经济状况不同，其实际效用也就不同。《关于农村卫生补助政策的若干意见》指出:“地方财政每年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资助资金应不低于人均十元”（今年起增加到15元），这种投资的实际效用同样也是很高的。因此，强化农村卫生投入，发展农村卫生服务，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有利于提高卫生服务的实际效用，从而提高卫生服务的总效用。
三、投资农村卫生可有力促进卫生服务实现公平
在我市乃至其他城市，由于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居民购买健康服务的能力呈上升趋势。他们得到健康保障资助越多，个体实际支付价格越低，他们在购买健康服务时所得到的福利就越多。但在幅员辽阔的农村，农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购买健康服务的能力较低，对维持生命健康所愿意支付的价格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目前，农村缺医少药现象未得到根本改善，农民一旦生病，尤其是生大病，就不得不到城市就医，交通、陪护等实际支付的费用远远高于城市居民，从而加剧了整个卫生服务的不公平性，从整体上降低了卫生服务水平和公民的健康素质。这与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我国卫生资源分配的公平性较差是相一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医学部外籍院士巴德年在2003年“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上发表的题为《中国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的挑战》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卫生分配极不合理，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居第一百八十八位，列倒数第四。这足以表明，中国卫生分配还很不合理，其公平性太差。因此，《决定》要求从现在起到2010年，各级政府所增加的卫生投入主要用于农村卫生事业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强化对农村卫生投入，加快发展农村卫生服务，让农民看得了病、看得好病，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享受卫生服务的福利。相反，同样数量的投资，如果投放在城市，只能进一步拉大卫生服务的不公平性，也难以提高我国公民整体健康水平。 |
